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去产能将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。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验来看，去产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因为在去产能的过程中，隐性失业和被掩盖的呆坏账问题将显性化，就业压力和金融风险将逐步、加快暴露。“破”（去除旧产能）和“立”（建立新产能）应该同时进行。

　　产能过剩意味着在该产能中生产要素的过剩，首先就是劳动力的过剩。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的产能过剩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部门和制造业，在去产能的过程中，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从1997年的1.1亿人下降到2002年的7千万人，净减少4千万人；同期，整个制造业就业人数从5300万人下降到不足3000万人，减少2300万人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所涉及行业要比亚洲金融危机后更为广泛，不仅表现在制造业，还表现在与重化工业相关的能源原材料和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行业，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造成我国持续迄今的PPI通缩的主要原因。截至2014年底，我国制造业、建筑业的城镇就业人数分别为5200万人和2900万人，加上采矿业近600万人和房地产业400万人，总计约9000万人将面临去产能的考验。从2016年开始，过往靓丽的就业数据将会发生变化。

　　除了劳动力要素的过剩之外，产能过剩还意味着该产能中资本要素的过剩。过剩资本要素的折旧、转移和撤除在金融上就是原先的债务融资转变为呆坏账的过程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我国通过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，历经多年才处理了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实体经济的债务规模、杠杆率都远高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，2014年实体经济总杠杆率已经达到210%，2015年亦继续上升。从实体经济偿债压力看，自2012年以来，实体经济每个季度需要偿还的债务本息规模都超过了该季度GDP新增额，借新还旧成为许多僵尸企业苟延残喘的主要手段。虽然银行贷款不良率依然较低（2015年三季度只有1.59%），但真实情况可能比这严重得多，而且，公布的不良率从2013年四季度开始也是逐季上升的。随着去产能过程的展开，那些被隐藏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、被转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呆坏账将会暴露，隐性金融风险将显性化。可以预期，明年的信用利差可能会显著扩大，在公开的债券市场中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信用事件。

　　需要认识到的是，去除旧产能的同时需要建立新产能。去产能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，去除的是旧的、无效的产能；另一方面，需要建立新的、有效的产能。以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验为例，1997年至2002年，在国有企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的同时，由于非国有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，我国城镇就业总人数却从2亿人上升到2.5亿人。2002年之后，随着加入WTO和国内重大领域改革（如住房市场改革）的切实实施，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的就业人数也开始恢复增长。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，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里面，能够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就业比重为23%，面对庞大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，我国在2010年就已经超出了这一比重。而当就业增长、经济增长时，经济中的杠杆率自然下降，银行呆坏账问题也自然容易解决。

　　当前，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去除旧产能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新产能的问题。如果没有新产能的建立，旧产能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将会失业，旧产能中暴露出来的金融风险将会被传导放大，经济社会稳定将会受到巨大挑战。那么，新产能在哪呢？就在俗称为“科教文卫”的现代服务业。

　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我国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现代服务业的配置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。以劳动力的配置为例，2012年我国在卫生社会工作、公共管理社保等两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只有2%和3%左右，美国的比例是10%和15%。这项研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，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受教育水平虽然低于欧美，但是，在受到行政管制的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理业、教育、卫生和社会工作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等少数几个领域中，我国的教育水平甚至高于美国。这说明，如果打破行政束缚，这些行业完全可以吸纳更多、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第二产业劳动力。

　　总之，去产能过程中产生的过剩生产要素并非全局性的过剩，而是结构性的过剩。通过结构改革，打破科教文卫等现代服务业的体制壁垒将是建立新产能、吸纳过剩劳动力的关键。